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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萬里路 讀萬卷書——文化和旅游的對接與深度融合


來源:中國文化報 發布時間:2020-04-26 15:34:23 撰稿人: 編輯: 瀏覽次數: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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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漸凸顯。在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求與新期待的過程中,全方位、高質量發展旅游事業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于是,“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便被越來越多地提上日程,并成為旅游的中樞意涵與核心動能。

知行合一

文化涵蓋知識、智慧、思想、精神、志趣、信念,直至進取力和創造性,而旅游則包括登山、涉水等。由此可見,只有文化和旅游的對接和深度融合,才是文化的有效實現途徑和旅游的內在要求。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將這個過程形象化地概括為“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行”和“讀”,既說明了實踐和知識對人所具有的重要性,又詮釋了實踐和知識的緊密關聯性,更進一步升華了實踐的社會意義與知識的文化特質。“行萬里路”為對旅游的形象化釋義,“讀萬卷書”為對文化的義理性解讀,而旅游與文化的對接、交融,則是對文明與發展的全方位構建和本質性認同。這既是德與智的萃聚,又是知與行的統一,更是君子風范和有為之士的內蘊本質和外在標識。文化旅游產業的商業邏輯是“人在移動過程中的全鏈條消費,”而潛存于其中的精神旨向和義理追求,則永遠都是文明、博識、健碩與拓新。這既是文化旅游的生命密碼所在,更是文化旅游的社會潛力內存。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人們修身成才的旨要,更是人們礪志育德的洪爐。被尊為“圣人”的孔子,不僅飽讀詩書、深諳儒學,而且在其已知天命的55歲之后,還帶著學生周游列國。以“詩仙”和“詩圣”名世的李白和杜甫,走遍大半個中國,便有了“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和“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精彩。蘇東坡和司馬遷更是在“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中淬練人生、成就事業。蘇軾不僅自幼飽讀詩書,更有在外任職的父親蘇洵從小給他講及自己的旅途見聞和外面世界的精彩與旖旎。這使蘇東坡在讀書進學的同時便對名山大川無限景慕和熱烈向往。此后即使蒙冤屢被貶,也總是以博大的胸懷和進取的心志將其化作了經世事、賞山水、長見識、鑄宏業的特別經歷。司馬遷在20歲時便開始了他的游歷,誠如《漢舊儀》中所言,他是“使乘傳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司馬遷從“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中的所獲所得,全部熔鑄在了《史記》的積淀式與創造性寫作之中。

行知融合

盡管“旅游”這一風尚是近現代以來才漸次流行并興盛起來的,但對旅游的施行和實踐卻是自古以來便已蔚成風氣。孔子、屈原、李白、杜甫等人對旅游的認知、追求和實踐,十分典范地體現了人們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歷練本領、激揚才智,實現修身之愿和報國之志的選擇與追求。這從《岳陽樓記》(范仲淹)、《游褒禪山記》(王安石)、《醉翁亭記》(歐陽修)等文章中一目了然。顯然,作者的意向和旨趣絕非僅僅是對風景的觀賞和對山水的流連,而是借景抒懷、引人喻事,他們對自然景觀的欣賞與描摹中所發掘和升華出來的,常常都是熾熱的為民情懷和堅篤的報國之志。一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通過抒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而真正要表達的,則是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情懷與遠大理想。又如周敦頤在《愛蓮說》中揭示自己雖面對旅途中“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眾”,但他卻偏偏要獨愛蓮花,唯因蓮花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潔品格與堅貞風骨。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邏輯和評判標準,杜甫在登游泰山時,才會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邁氣度;王安石在攀賞飛來峰時,才發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的由衷感慨。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和能這樣,正是將旅游和文化進行對接和實現融通所形成的效果。否則,上山就是上山了,看峰就是看峰了,一切止于欣賞。真若如此,那就不僅會從根底上稀釋旅游的認識價值,衰減旅游的社會意義,使旅游變為純粹的玩樂和徒然的游逛。如此這般,也就很難收擷到通過旅游而實現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歷練本領、激揚才智的卓著效果了。遂使樂山樂水,然全然離“仁”和“知”,以至旅游變為純粹的消遣和玩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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